【湖南日报】郑大华：进一步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湖湘大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的资源和基础优势，进一步增强湖湘文化软实力，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的强大精神力量，即日起，湖南日报与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开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栏，为期一年。欢迎各位读者投稿，投稿邮箱为hnrbllxy@163.com。

郑大华

核心提示

传承和发展湖湘文化，需要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发掘其内涵，深入研究其价值，不断传承和创新，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深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蕴含着“心忧天下、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不怕牺牲”等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湖南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上下求索，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研究、传承和发展。

湖湘文化的源头和发展

关于湖湘文化的起源，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主要有一元论和多元论之争。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一元的，很难说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哪一种文化。在各种文化源头中，有四种值得重视。一是上古产生于湖南地区的本土文化，主要体现在古籍记载的传说（如炎帝的传说、舜帝的传说等）和原始民族（如三苗人、南蛮人）之中。二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楚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对湖湘文化影响较大。三是中原文化。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湖南被纳入中央王朝统一治理，从此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四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林增平就非常看重少数民族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认为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的强悍性格与此有关。

湖湘文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远古时代到春秋战国，这是湖湘文化的孕育和初步形成时期，其代表就是楚文化。第二个时期是秦统一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这是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秦统一六国后，湖南被纳入中央王朝管辖，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于宋代完成的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对于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也正是在宋代，湖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这就是作为宋明理学内部一个理学流派的“湖湘学派”的形成。第三个时期是1840年到1949年，这是湖湘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近代以前，湖湘文化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学术和思想层面，对湖南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更不用说对整个中国的影响。进入近代后，湖湘文化大放光彩，不仅深刻影响着湖南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第四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尤其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这是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期。

近代湖湘文化的作用和地位

一是“开风气之先”。《晚清思想史》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一部晚清思想史，可以概括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而最早一批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便有湖南人魏源。他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久，即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对为什么要“师夷”以及如何“师夷”、“师夷”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理论阐述，从而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国穷民贫、落后挨打的局面，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第一个近代军工厂便是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此外，还可以列举出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第一”，如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最早对儒家三纲五常和君主专制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第一个为政治变法而自愿流血牺牲的谭嗣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国歌《普天乐》，第一次公开提出中华民族已经醒来，中国必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曾纪泽；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毛泽东……

二是“担中流砥柱”。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尝试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全国领导人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搞得最有声有色的省份则是湖南，梁启超称之为“最富有朝气”。戊戌变法失败后，继之而起的是辛亥革命。如果说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是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那么1904年初由湖南人黄兴等人在湖南省会长沙发起成立的华兴会则是国内成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全国首先响应的省份是湖南，最早派兵支援武汉革命的也是湖南。当袁世凯调集大军向武昌进攻、革命岌岌可危之时，是湖南人黄兴从上海赶到武昌前线，出任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增援武昌的一旅湖南兵抵抗清军，使革命转危为安。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湖南人蔡锷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使袁世凯的皇帝梦最终破灭。至于毛泽东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上述这些例子说明，每到历史紧要关头，湖湘文化及其载体湖南人就会发挥出“中流砥柱”作用，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前发展。

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要在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中来研究湖湘文化，把湖湘文化作为近代中华文化的重要形态、主流文化的重要形态来研究。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是把近代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来研究，仅仅停留在研究“湖湘学派”“湘军”和湖南人物（如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上，而应研究湖湘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研究近代以来湖南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研究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优秀湖湘文化相结合等有关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国道路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传承好湖湘文化的精神。近代湖湘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赞湖南人为“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中原人物以独立”。革命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称之为湖南人的“独立根性”。如前所述，近代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创了许多“第一”。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面对中国落后挨打、民族危机日深的局面，近代湖南人有一种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认为：“救中国从湖南始。”杨毓麟同样认为：“欲新中国，必新湖南。”杨度在《湖南少年歌》里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担当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梁启超，他指出：“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三是“扎硬寨，打死战”的奋斗精神。1920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称湖南人“扎硬寨，打死战”精神为“奋斗造桥的精神”。实际上，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七律·回韶山》中号召我们树立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拼搏精神。2016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发扬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优良传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要传承好、发扬好近代湖湘文化中的这三种精神，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使之现代化、时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抛弃湖湘文化中的糟粕。和任何文化一样，湖湘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也需要研究。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必须承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认真研究和分析糟粕所在、产生的原因，防范它死灰复燃、影响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原文链接：https://epaper.voc.com.cn/hnrb/html/2024-06/13/content_16899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