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推介丨黄怀军：《视界与特征——20世纪中国作家接受外国文学散论》

泰戈尔融哲学与宗教于一体的诗歌对现代中国诗坛激起的“对应性的‘涟漪’”，集中体现在“小诗”创作上。郑振铎翻译的诗集《飞鸟集》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直接影响五四时期的“小诗”创作。冰心为泰戈尔诗歌澄澈、凄美、天然的境界所感染，从性灵深处流淌出飘渺神奇、无调无声的情思音乐，1923年出版诗集《繁星》和《春水》。诗人宗白华（1897－1986）被泰戈尔《园丁集》“那声调的苍凉幽咽, 一往情深”俘获，引起“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创作了“小诗”诗集《流云》（1923）。

而事实上，赛珍珠本人对自己的《大地》等作品是否准确、客观而且深入地反映了中国的实情有过这样的辩白：“我在我的书里，并不希望能表示出整个的中国民族来。我不过是就我所经验的，所知道的写出来，这一点，不过是只能代表中国的一小小部分——我个人所能领略到的一部分而已。根本，假若说有个个人能了解整个的国家，原是不可能的事，原是可笑的事，何况我就没有这样的本意。”赛珍珠的话应该是很有道理的。作家不是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她）往往只能写出自己接触和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她笔下的中国农民及其遭遇、性格、心理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存在的。

20世纪中国作家在接受外国文学时，往往对那些同中国文化传统尤其中国诗学传统有一定亲和性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和作家作品特别青睐，并予以积极的接受。相反，对于那些同中国传统诗学观念有隔膜甚至完全相左的文学流派或思潮，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中国文学界人士则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达达主义（Dadaism）由法籍罗马尼亚人查拉1916年在瑞士苏黎世创立，其宗旨是反抗现存的一切。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是达达主义的延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早在法国出现的文学流派。两者的思想主张与美学诉求，或者同中国的诗学传统格格不入，或者超前于中国的现实需要，难以引起中国文学界人士的注意。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毫不客气地指责达达主义：“‘大大’（通译达达，下同）的精髓，倘使读者允许我们借用一句中国游戏文章的名句，就是‘放屁、放屁，真真岂有此理！’玩世不恭，正是‘大大’文学的主要目的……不可理喻，亦不求理喻，这就是‘大大’可怕的疯狂……不求不朽，但求喧嚷一时，愈闹得凶愈好，闹完拉倒……根本不是文学”。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玄明发表文章总结性地否定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两种新主义，正像大多数的其他新主义一样，都不过是因对现实不满而起的愤世的表现而已。前者是拿它的整个nonsense常做恶意的冷嘲，而后者是更进一步，竟以文坛的暴徒者资格而出现了”。对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正面评价直到1987年柳鸣九主编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一书中才出现。未来主义是一战之前在意大利最早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宗旨是颠覆传统，歌颂物质文明，歌颂战争，推崇语言革新，具有反传统的极端性、政治倾向的鲜明性和强烈的非理性等特征。宋春舫在《未来派戏剧四种·篇末附言》（1921）里宣称：“据未来派的意思，全世界无非是一个大游戏场罢了。无论怎么严重悲惨的事，他们看起来，总是一个‘大玩笑的好题目’”；“他们明明知道世界是万恶的，我们既然脱不了这种魔障，胡闹一番就罢了。”鲁迅在《“寻开心”》（1935）一文里也说：“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未来主义的极端主张同追求中庸的中国文化传统有明显的龃龉，未来主义歌颂工业文明和战争的主张、语言试验同中国当时的国情与文学诉求不符。因为这些原因，未来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坛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古希腊文化和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本思想、对现世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和重要典范。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一书中说：“在古代世界所有民族中，其文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精神的范例的是希腊人。”周作人在《希腊之余光》一文中也指出：“西洋文明的主线来自希腊，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谈起。”吴宓在1919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西国学问之精华本原，皆出希腊三哲……治西学而不读希腊三哲之书，犹之宗儒学而不读四书五经，崇佛学而不读内典；直是迷离彷徨，未入门径，乌望登峰造极哉？”吴宓此处所谓希腊三哲，是指学衡派公认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3位古希腊哲学家。正因如此，古希腊文化与文学对后世欧美的文化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界人士之所以特别关注古希腊文学与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古希腊文化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之间存在某种亲和性和互补性。关于古希腊文化或古希腊精神的特质，中国学者有明确的认知。周作人将古希腊文化与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特征概括为“现世”、“爱美”和“节制”等几个方面。学衡派成员缪凤林（1898－1959）在《希腊之精神》（1922）一文中，将“希腊精神”概括为入世、谐和、中节、理智等4个方面。“现世”或“入世”同中国儒家标举的建功立业的入世精神相似，“节制”、“中节”、“理智”同中国儒家倡导的中庸之德相去不远。吴宓则进一步看到了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儒家创始人思想之间的亲和性。早在1915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古希腊哲学“重德而轻利，乐道而忘忧，知命而无鬼，多合我先儒之旨”。吴宓终生喜爱《柏拉图对话录》和亚里士多德《诗学》，推崇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创始人苏格拉底。他曾作《苏格拉底像赞》一诗，附于《柏拉图对话录之四：筵话篇》一篇的末尾（载《学衡》1925年12月第48期）。诗中将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提并论，分别称为“西圣”与“东圣”：“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稷，一体同尊。”

20世纪中国文坛呈现出追求创新和变化的格局与冲动。中国作家们积极甚至醉心于从异域引进新的文学资源，有故事题材、人物形象方面的，也有艺术手法、构思技巧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对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推重与接受了。早在《青年杂志》1915年第3期，陈独秀就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里对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作了简要的介绍。不久，《东方杂志》、《少年中国》等刊物登载许多讨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新文学界在引进现实主义的时候没有严格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甚至有意识地提倡自然主义创作原则与方法。作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鼓吹者，茅盾（署名雁冰）在《小说月报》1922年6月号“通信”栏中发表《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一文，明确表示：“我自己目前的见解，以为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他；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西方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本章则着眼于一些规模较小的流派或者单个作家，结合一些具体事例，考察20世纪中国作家在创新求变的背景下接受外国文学资源的情况，以便寻找一些共同规律。